说与谁听

他解释说，西方医学的特点是讲循证、讲解剖，如果这个部位不舒服，他一定要找到致病因子，搞清楚这里究竟发生了何种病变。他们难以理解人体的远端部位间的联系，明明是头痛，为什么在远端的脚上扎几针就能治好?他们觉得根本讲不通。

赵百孝评论道，“当然，中医针灸要发展，也要接受来自西医对针灸的挑战——你必须拿出证据证明经络存在，搞清楚它的实质是什么。”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内外一度出现追寻经络的热潮。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孟庆云在《中医百话》一书中介绍道，研究者“用皮肤电阻、电位探测法、循经感传测试、循经声信息检测、体表超弱冷光检测、循经路线的同位素示踪等方法研究经络，目前，已经可以用不同方法将部分经脉循行路线显示出来。”

孟庆云认为，当代学者提出了诸多关于经络的假说是不足为怪的，“当代对经络的研究，早已超越了‘还原主义’的思路，而从信息观念、用声、光、电、热、磁等方法，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多学科的先进技术来研究经络”，“在某些方面，国外起步甚早”。

“总体而言，建国几十年来，我们几番试图用近现代的科学技术来发现经络，但困难重重、麻烦不断。”赵百孝解释说，从针灸来看，它的疗效已经在人体得到证明，但你要去说理，要证明它为什么产生疗效，这其实是在研究中医的经验，而古人讲的经验来源于临床实践和理论推理，并不源于实验，如果一定要用实验的办法去套这种经验，那很困难。

他打了一个比方：“好比要你去研究优美的音乐为什么能让人心情舒畅，你要说清楚究竟是音符起作用，还是乐段起作用，这怎么研究?”

“针灸外交”

并不是所有人都要求针灸必须对自己说个明白。

“西方一些比较前卫的、比较OPEN(开放)的人，他们看到针灸确有疗效，一时搞不清原理，他们也认了。”赵百孝说。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记者之一詹姆斯罗斯顿患阑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做阑尾切除术，并应用针灸疗法消除术后疼痛。回国后，詹姆斯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了有关针刺麻醉的报道，在美国引起轰动，进而引发了一股针灸热。

这就是与“乒乓外交”齐名的“针灸外交”。

据赵百孝介绍，“针灸外交”的背景还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由于很多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西药进不来;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底子薄，开展“一把草、一根针”的中医药研究，对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非常重要。

政府大力支持针灸事业，掀起了学习针灸的热潮。

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一本由杨甲三编著的《针灸临床取穴图解》，创造了245万册的发行纪录，这个数字数倍于当时全国中西医生的人数总和。

1958年，上海施行针刺麻醉下扁桃体摘除术获得成功。这种不打麻醉药，靠针灸解决术中疼痛的疗法，受到世界注目。

据记载，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便宴上，向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兼针灸研究所所长朱琏祝贺针灸万岁，并说“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

在理论更为丰满后，1971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布中国针刺麻醉术的成功及其理论研究成果。

“‘文革’期间提倡开门办学，我记得，在我1975年读初一的时候，我们的生理卫生课就讲了简单的针灸知识，如针刺合谷穴等。那时候，好像人人都会扎针。”赵百孝说，“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革’期间推动了针灸发展，但同时又把针灸庸俗化了，这反而害了针灸。”

他说，在那个人人都会扎针的年代，只要是稍懂解剖、只要扎不死人，大家都敢扎针。而且针灸有个特点，哪里不舒服，就在那里扎几针，感觉就能好一点，你还很难分辨究竟谁的技术更高明。

接下来的情况是，“针灸的门槛降低了，收费自然上不去，针灸从业者找不到价值认同，慢慢高手也就少了，这个问题到现在都非常突出。”

据他介绍，针灸在古代是非常神秘的，甚至扎针前还要焚香祷祝。在学针灸之前，老师会要学生先学功夫、练指力。在学针灸时，由于古代不学解剖，老师说这里不能扎、这里要斜着扎、这里要扎多深等，学生都要牢记，或者靠自己摸索获得知识。

“现代针灸大家承淡安先生就要求他的学生先练六个月的指力，练习时先扎1层棉纸，每天增加1层，如果扎到100层的时候，还能跟扎第1层时一样轻松，指力才算达标，然后才能在人身上扎。”

赵百孝说，现在的针灸教学模式，往往是一个老师面对近百名学生，临床基地少、临床实践少，学生练习动手的机会很少，“学生理论全知道，手上却没功夫”。

针灸的适应症也在不断减少。“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国内对针灸科室的发展不够重视，针灸的临床范围也逐渐缩小，好多针灸能治的病，患者都不来了，给我们剩下一些别人不愿意吃的鸡肋。比如，针灸治疗抑郁症效果特别好，但老百姓不知道。”赵百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