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与谁听

王振瑞认为，中西医汇通派的医家和中西医结合的从业者，在“立场、研究方法和目的上有本质区别”。前者站在中医的立场上，用思辨和类比的方法，将西医学知识融于传统中医学体系，建立新的中医学即“新中医”;后者立足两种医学之上，用实验科学的方法，阐释传统中医学的规律，发掘中医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使之与现代医学体系相融合，建立统一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新医学。

张晓彤说，正是因为二者在出发点和目标上的巨大差异，中西医汇通派仍属中医流派，中西医结合则出自一种虚妄的想象。

具体而言，在研究对象上，中医关注整体状态下的人，西医研究机体的结构和功能，从研究方法上，中医重系统，西医重还原，“这些难以中和的差异决定了中西医的结合只能是一个看似美好的乌托邦”。

穆大伟强调，中西医结合有初级阶段、高级阶段的差别。“初级阶段的中西医结合，包括诊断上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临床上的治疗方法与药物相结合等，高级阶段则是两个医学理论体系的融会贯通。”

王振瑞认可中西医理论体系的相融难度甚大，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并不都是成功的，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成功也是一种收获。

长期从事医学人文研究的王一方在《医学人文十五讲》中将两派比作“纯种马优势派”和“杂交稻优势派”。

王一方说：“我倒希望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去发展，不要也不可能既要‘纯’、又要‘杂’这类的调和立场，在我看来，砸碎传统的大革新家与坚守传统的大保守家都值得尊重。尤其是在科学革命学说盛行的今天，要充分尊重文化守成主义者的选择实在不容易。”

“海陆空”或“魏蜀吴”

1980年，卫生部召开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出台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

“这个方针明确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的相对独立性，标志着中西医结合迈入新的阶段。”王振瑞说。

此后，有关部门又先后提出“促进中西医结合”、“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等方针。

王振瑞认为，“20多年来，中国政府保证中西医结合的独立学术地位，促进中西医结合已经成为一贯性政策，虽然难以预料未来会否出现大的转折，但可以肯定的是，谁都希望这三者要搞海陆空，不搞魏蜀吴。”

只是，在“中西医并重”的政策下，西医已占尽优势，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一直难以完全摆脱生存危机。仅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二者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源看，其总和仍与西医有天壤之别。

王一方说：“科技领域里却偏偏有一个顽强的‘中国医学’概念的存在，实在是一个特例，它说明中西医学的整合程度尚有一定难度，也说明中国医学具有较浓的人文特征。”

韩启德在前述讲话中亦称：“西医在一个东方国家成为主流医学，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像中国这样自己的、原来的医学，退到了非常非常边缘的位置，而绝大部分被现代医学占主要地位的情况，我想这不是唯一，不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他接着说：“反过来，就是中医又这么强大，这是很少见的，在西方国家也有自己的民族医学，叫替代医学也好，其他民间医学也好，但是它是非常微弱的，只有我们中国有这么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医学，同时又有这么历史悠久，而且在现在还发挥着这么强大、普遍作用的自成系统的医学，我认为世界上是没有的。”

着眼现实与未来，有人悲观地认为，“中西医并重”可能很难实现政策上的“公平发展”。对此，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梁秉中教授在为《当中医遇上西医》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科技的成果，造成了它的专横跋扈，早已形成唯我独尊之势，除非传统医学能及时引进科学，利用科学，否则也只好安于自我封闭了。”

这也正是张晓彤们担心的——“强者和弱者怎么可能真的结合?强者是一定会要求弱者完全服从的，那弱者还能存在吗?”

来自“科学”的挤压

“老外也承认中餐好吃，他怎么不要求大师傅给他说清楚为什么中餐好吃，究竟是中餐里的哪种材料在起作用，凭什么到了中医这儿，就非得说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呢?”

当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成功切开中国患者的身体时，一场中西医的疗效竞赛开始了。

2006年底《中国青年报》和腾讯网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8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相信中医”，但仅27.7%的人声称自己“如果生了病，愿意首先看中医”。

“生了病，不是先找中医看，这是真的相信吗?”张晓彤大声说道，“我觉得中医的民意正在丧失，失去民意，中医的心跳就要停止了。”

他对百年来中医的命运，充满了失落感：“中医在西医所谓‘科学’、‘现代’等概念的挤压下，遭了多大的罪呀。”